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（增訂版）

　　本書文章所涵蓋的範圍大概是晚清最後十年到一九三○年代左右，前後將近三十年的時間，偏重的是「變」的部份，而尚未來得及仔細分析在新史學甚囂塵上之時，舊史本身的風貌。在將近三十年中，史學的意義、題目、史料、方法、概念、詞彙、評價、敘事架構等都起了重大的變化，以至於要想回過頭去用傳統方式寫史，幾乎不可能。譬如在近代以前，人們多用「史」而罕用「歷史」，近代則用「歷史」而少用「史」。由「史」到「歷史」， 在隱微之間有某種深刻的改變，這一類改變在近代的史學實踐中可謂不勝枚舉。近代中國重要的史家、歷史著作、史學流派，或歷史機構，幾乎都有人研究了，以至於許多人感到好像在這個領域已經沒有什麼可以著手之處。可是，如果我們把視界放寬到整個時代的歷史意識，及它們與政治、社會的複雜互動，則有一個相當廣闊的園地擺在眼前。——王汎森

 

 

　　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、碩士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。歷史學家，2004年當選中研院院士，2005年獲選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。曾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、副院長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。

 

　　王汎森教授研究的範圍以十五世紀已降到近代中國的思想、文化史為主。著有《章太炎的思想》、《古史辨運動的興起》、Fu Ssu-nien: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（《傅斯年：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》）、《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》、《晚明清初思想十論》、《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》、《權力的毛細管作用：清代的思想、學術與心態》、《執拗的低音：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》、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》、《天才為何成群地來》等學術專書。

增訂版序 

序 

晚清的政治概念與「新史學」

近代中國的線性歷史觀—以社會進化論為中心的討論

從經學向史學的過渡—廖平與蒙文通的例子

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—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

錢穆與民國學風 

重訪錢穆的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 

近代史家的研究風格與內在緊張 

從哲學史到思想史—胡適的英文《中國思想史大綱》草稿 

歷史研究的新視野—重讀〈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〉 

歷史教科書與歷史記憶 

著述年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