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寓意（Metaphor）與諷諫（或諷諭 / Allegory）一向具有政治考量與文學表現之必要。在藝術手法上，它既是一種極高境界的修辭，亦同時需有深入的解讀，是以，外行看熱鬧，內行看門道。同時，它也是一種具普遍意義的創作思想。諷諭既是一種道德勸說、迴避手法，也是一種創作表現方式，但最重要者莫過於對它的解讀。義大利詩人但丁可說是西方的集大成者，他不僅成功地將文學帶離神學，並同時將「寓意」予以解讀為：字面意義者、諷諭意義者、道德意義者，及神秘意義者四類。為此，在他之後的詩人莎士比亞、歌德、雪萊、波特萊爾等等詩作大家才得以發揮得淋漓盡致，將詩與隱喻做了最完美的結合。波特萊爾著名的詩作〈感應〉不就宣稱它既是詩人的特權，亦是銜接大自然一切神秘力量的最佳途徑。總之，在人類文學發達史上，不論透過何種文類：詩歌、戲劇、小說等等，諷諭的手法永遠歷久不衰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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